1. 传统观点：生产方式决定国家形态

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：

  • 生产力（工具、技术、劳动力）和生产关系（阶级关系、所有权）共同构成了社会的 “经济基础”。
  • 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 “上层建筑” ，包括国家形态、法律、文化等。
  • 简单来说：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，就有什么样的国家（封建生产方式→封建国家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→资本主义国家）。

2.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转：国家装置优先

德勒兹与加塔利并不同意这种决定论。他们认为，国家（特别是最早的“专制国家”）并非经济基础的被动产物，而是一个主动的、创造性的“装置”，它率先通过“捕获”活动，为经济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。

他们的论证分为三步：

第一步：国家的核心功能是“捕获”

他们认为，国家（最原始的形式是“专制帝国”，如古埃及、巴比伦）首先是一台 “捕获机器” 。它的核心功能不是生产，而是：

  • 囤积土地：将流动的、无主的地域圈定为国家的领土。
  • 囤积劳动：将流动的、分散的、无差别的人类活动（“无差别的劳作活动”）捕获，并将其抽象化、计量化，从而发明出 “劳动力” 这个概念。
  • 囤积货币：将物品的流动捕获，通过征税、铸造货币，建立一种通用的衡量和债务体系。

第二步：“劳动力”是国家发明的概念

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，“劳动力”并非一个自然存在的、等待被剥削的东西。

  • 在国家出现之前，人类的活动是多样的、情境化的、直接满足具体需求的（如打猎、采集、制作工具）。这是一种“无器官的身体”式的流动能量。
  • 专制国家通过丈量土地、分配任务、征收实物税或劳役（如修建金字塔、水渠），第一次将人类的活动抽象化了。它不再关心你具体做了什么，而是关心你投入了多少“劳动时间” 或生产了多少可计量的产品。
  • 正是通过这种捕获、计量和抽象的过程，国家才将混沌的人类活动转化为一种可被测量、可被比较、可被交换的抽象实体——“劳动力”。

所以，不是先有“劳动力”然后被剥削，而是先有国家的捕获机制“创造”了“劳动力”这个概念。

第三步：生产方式是其“效果”

由此，他们得出最终结论：

  • 所谓的 “生产方式” （如奴隶制、封建农奴制、资本主义雇佣制），实际上是国家捕获装置运行后所产生的“效果”或“副产品”。
  • 是国家先建立了领土、劳动力、货币的捕获模型，然后不同的生产方式才在这个大框架内演变和发展。
  • 因此，生产方式应被理解为 “机器性过程的效果而非原因” 。这里的 “机器性过程” 指的就是国家这台巨大的 “社会机器” 的捕获和编码过程。

一个生动的比喻：渔夫与鱼

  • 传统观点认为：是“鱼的存在”（生产方式）决定了“渔夫的出现和国家行为”（国家形态）。
  • 德勒兹的观点认为：是渔夫（国家装置）率先发明了渔网和钓鱼的概念（捕获机制），从而定义了什么叫做“鱼”（劳动力/生产方式），并决定了如何处置它。没有渔夫和他的渔网，“鱼”就只是水中无数生物里毫不起眼的一种，而不是一个被定义的“资源”或“商品”。

总结与意义

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这一反转，其巨大意义在于：

  1. 强调权力的生产性：权力（国家）不仅仅是压制性的（禁止你做某事），它更是生产性的——它生产出现实、生产出概念、生产出社会关系（如“劳动力”、“私有财产”）。
  2. 打破经济决定论：他们将分析从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单一模型中解放出来，引入了更复杂的机器、装置、捕获等概念，认为政治和经济是共生的、相互交织的，甚至在起源上政治（国家装置）具有优先性。
  3. 为“战争机器”理论铺路：既然国家是原始的捕获装置，那么反抗它的力量（游牧民族、所有挑战国家的力量）就必须来自其外部。这就为他们核心的 “战争机器” 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所以，您的引用极其精准。德勒兹与加塔利确实主张：是国家的政治操作（捕获与囤积）在先，它创造了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（如劳动力），而生产方式只是这一系列政治操作之后稳定下来的某种特定模式。